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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者投書：何正信（台灣科技大學名譽教授）

前陣子師生比問題又熱了起來，因為高教工會發現兩個問題：

第一、受少子化衝擊，部分高教學校以裁減師資因應，可能影響教學品質

第二、師生比定義不把境外生（或外籍生）算成學生，有違常理，因此呼籲教育部調降師生比，鼓勵各大學多聘專任教師，除確保教學品質外，也想同時解決流浪教師或流浪博士的問題。教育部的回覆是直接調降師生比，對大學經營衝擊太大，退而求其次，修正總量標準，將境外生和實習生納入師生比，一樣可以達到希望大學增聘專任教師的目的。本修正政策預計110學年度實施，教育部預估全國10％至15％系所的師生比將不符規定，必須增聘教師因應。

手段：降低師生比；目標：增聘專任教師，這個邏輯看起來簡單，但卻有點詭異，因為要達到的終極目標應該是：改善教學品質，才有意義。不幸，要達到這個終極目標尚有很大的探討空間（如後述）。因此，如果增聘專任教師後無法改善教學品質，那何必花這個錢？如果要求各校增聘專任教師純是為了解決流浪教師/博士的問題，跟為了改善低薪結構，要求各產業提高員工薪水的做法有何差異？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，教育部分何能獨外？

據說公立學校多數反對，主要理由是境外生來源不穩定。從2017年的境外生統計數字看，近11萬8千的境外生中，不到一半是來唸學位的，近5萬6千人，其實這部分才是學生數的重點。

參考下表，到公立學校修習學位的有近2萬4千人，私立的約3萬2千人。在48所公立學校中，有34所的境外生人數不到5百人，只有 7所的境外生人數超過1千人；在106所私立學校中，有83所的境外生人數不到5百人 ，而只有8所的境外生人數超過1千人。如按教育部的規劃，還保留境外生人數不到學生數10%的學校，可免計入師生比的規定，則不管公立或私立學校，要靠境外生人數來改變師生結構，成效的確不會太大，還可能衍生出少部分學校師資調控上的困難，所謂師資一聘就是一輩子，但境外生源卻起伏不定難以掌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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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私立學校而言，這個新政策的影響更複雜。首先，招生不好的學校，本已透過裁減師資求生，看到境外生可以列入註冊率，才喜多一條出路，來緩和少子化的衝擊，卻發現師生比也得重新考量，若因致經營成本大增，一個拿捏不好可能加速退場；招生好的學校跟公立學校一樣，得面臨加聘師資的壓力，對於學校經費主要源於學生數，且學費調整又難於登天的私校而言，實有雪上加霜之虞。

師生比與教學品質的關係是否呈比率關係，一直是個有趣的問題，文獻上的探討也不缺乏，基本上需考量到學生家庭社經地位、學生根性、教育目標、教育模式等等因素，才能訂出個比率。直接拿OECD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）的數據做為國家的師生比標準，絕對不是個好策略。我思考教育部訂定師生比的目的，只是想從宏觀的角度上給個最低的標準，以防學店誤國的慘劇。可惜在執行上，卻犯了天大的錯誤：把這個師生比套到每個系所上。如果每個系所的師資人數都與其學生人數呈相同的比率，那所有的系所就沒有差異的可能，也就沒有不同訓練機制的可能，那系所的分別何在？

針對這次師生比的內涵調整，我們的看法是：宏觀上，將境外生列入計算本就就合理，針對不同性質的學生訂定加權值，也屬合理，但也應趁機會，把宏觀與微觀層次分開，大原則抓到後，就放手給各大學協進會，去探討執行細節。各協進會也不用訂得太細，只要為各系所類別訂定個參考的師生比，或訂定個參考的加權值就行，留給各系所足夠的衡量空間，畢竟各系所的教學品質、教學成效都得建基在其差異性上面，至於學校總體的師生比，只需要求各學校，在經營成本的考量下，做出教學成效最大化的設計即行，至於是否同時解決流浪教師/博士的問題，那只是附帶效應，不宜混為一談、亂了主客，因為那是個需要另外嚴肅處理的問題。

其實，多年來，我們一直在建議教育部，盡量從宏觀的角度規畫高教政策，留給系所足夠執行空間作適應性的微調，各協進會則應扮演更積極的貫通上下通道的功能，一方面協助教育部規劃政策，一方面協助各學校拿捏執行細節，這樣的高教政策訂定／推行機制或許較可免於亂事的發生，也較值得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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